航天技术是20世纪中叶飞速发展起来的一门尖端技术，是当今世界高科技群体中对现代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最有影响的科学技术之一。人造卫星的上天，使巨大的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第一次使人类认识到“地球之斜。

现今的应用卫星(广播通信卫星、遥感卫星和导航定位卫星)都是利用相对地面的高位置条件大范围获取信息和传输信息的航天器，卫星应用使人类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广度和速度产生了质的飞跃。航天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推动了人类的“知识爆炸”，深圳新闻资讯 ，卫星上天40多年来，人类的发明创造超过了过去2000年的总和，国民经济信息化与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正以巨大的历史力量推动发达国家经济进入后工业社会。

信息流通的加速带动了材料、能源、资本、商品、技术和知识流通的加速，再没有一个国家能置身于世界经济大循环之外，使各国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活方式和社会上层建筑发生了显著变化。当前，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航天遥感技术为人类对地球和宇宙空间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与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通信卫星与光缆、计算机相结合，形成了新的信息、知识传播技术，使得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信息和知识传播的障碍作用。

信息和知识的交流越来越国际化、非物质化(无纸化交流、远程教育)和同步化(信息提取在时间上的随意性和同时性)。人类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和光缆构成的信息高速公路将以往分散、重复性很大的科学研究活动，变成了全人类智力在最新起点上有序接力，多学科互相碰撞，将进一步引发人类知识的“裂变反应”。人类知识的生产、传播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作用迅速增加，使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增长，同时也将促使21世纪社会经济结构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过渡。

航天技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除了上述直接作用以外，还在于它对科学技术的结构性变革和对其它先进技术的发展起着某种先导作用或带动作用，并向社会扩散相关技术来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从而产生巨大的间接效益。

航天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巨大贡献的重要特征

航天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巨大贡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效益的宏观性航天技术和航天产业与传统产业创效益方式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其效益的宏观性。航天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开拓性的先进技术手段改变众多产业部门的传统生产方式(目前的各类应用卫星主要是以大范围快速获取和传播信息的形式，未来空间工业化的表现形式将更为丰富)。航天技术的经济效益包括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两个方面。直接效益又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航天技术与产品销售及发射、搭载服务的收益；

第二，航天技术项目的社会应用所产生的一次性效益。

当前以广播通信、气象、资源、海洋、导航定位等卫星应用效益最为突出。航天技术还有巨大的间接效益，它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航天技术对相关技术产业的需求与投资带来的效益以及航天技术引起其他新兴产业与市场的效益；

第二，航天技术向传统产业扩散与转移的经济效益；

第三，航天技术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为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创造了新技术手段，从知识经济的观点看，航天技术系统是知识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由于航天技术的开拓性和综合性决定了航天技术和产业具有巨大的间接经济效益。航天技术和产业不仅推动了开发地球资源的活动，还要为开发利用宇宙空间资源、不断开拓人类生存与活动空间创造条件。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航天技术对人类知识生产的贡献也是无限的。

航天技术是诸多科技领域的高度集成，航天科学技术领域荟萃了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的众多成果和各个专业的人才。迄今没有任何其他产业部门的综合性可与之相比。美国国会于1989年指定由NASA(国家航空航天局)来组建领导美国全国技术转移的机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NTTC)，与航天技术的综合性有密切关系。

由于航天技术创益方式与传统产业创益方式存在重大区别，测算航天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益时就不能沿用传统技术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美国蔡斯经济计量学会根据生产函数理论从宏观经济方面分析了美国NASA的研究与发展投入对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影响，计算结果是1∶14。

中国的航天技术不仅对国家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航天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巨大贡献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它的基础性天基信息系统是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不可缺少的空间基础设施。联合国空间委员会曾经宣告:“利用空间技术是发展中国家接近先进国家技术水平，发展经济的一条捷径，因为它可以超越先进国家经历过的传统技术发展阶段。”因此，我国航天技术创新工程势在必行。通过实施航天技术创新工程，可以为科教兴国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技术手段，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活动存在市场驱动的高效区、低效区和无效区(见图1)。一般来说:周期短、投资需求少的技术创新项目处于市场驱动的高效区；相反，周期很长、投资成本巨大的则处于市场驱动的无效区内；中间情况属于市场驱动的低效区。图1技术创新行为受市场因素的影响

航天技术产业属于高投资、长周期、高效益、高风险的战略性产业。目前，世界各国的航天科技创新项目大部分位于市场驱动的无效区。迄今世界各国的航天技术产业无一例外都是以国家行为为主导的，即靠政府投资为主。就是航天技术水平最高、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其商业航天收入与政府的投入之比仍然很小(1993年为19.3%)。美国把航天活动分成军用航天、民用航天和商用航天三大类，前二类完全靠政府投资。卫星通信是目前航天领域中社会和经济效益最明显的产业，也是最先进入商用航天的产业。即使如此，美国至今也没有完成卫星通信商业化的进程，NASA每年还要投资并承担通信卫星关键技术创新的攻关研究。1997年NASA用于空间通信技术的预算为2.78亿美元，1998年为2.46亿美元，以便保持美国通信卫星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美国白宫于1996年9月发布的美国国家航天政策指出，美国将于2005年以前设法实现空间通信运营的私有化或商业化。

日本政府一直为通信卫星的技术创新投资，并由国家投资先后研制过8颗工程试验卫星(ETS)，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以后，再由企业发展成商业通信卫星。

欧洲航天局汇集了各成员国的政府投资研制了奥林帕斯通信卫星，用来试验新技术和验证通信卫星的新应用，为欧洲通信卫星商业化创造了条件。

商业化最成功的运载火箭要算阿里安了。该火箭研制阶段由欧洲航天局负责，转入批产阶段后才交给阿里安航天公司经营。

由此可见，航天技术创新工程是一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国家行为为主导，理应由政府投资。

研制两弹一星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

1956年中国已把开发导弹和火箭技术纳入12年科技发展规划，1958年又把发射人造卫星列入国家重点项目，同时还安排了一大批与航天技术有关的新材料、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和特殊专用设备的研制工作。两弹一星(即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在研制过程中与20几个省市、30几个部委和高等院校建立广泛的协作关系，带动了一批新技术产业群体的发展。

两弹一星促进了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如:航天部门参与了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研制；50年代末，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刚刚研制成功，航天部门就成为最早期的用户之一。60年代中期，航天部为解决制导和控制技术，委托中国科学院研制了箭载小型电子计算机。为适应两弹一星研制的需要，在电子工业系统建设了相当规模的外测、测控、电子元器件等专门研究机构，集中了一批专业人才，这些机构和单位大都发展成为中国电子技术的基础和骨干力量。为满足卫星、导弹和火箭对小型化、高可靠性的要求，建立了“七专”元器件标准，使可靠性提高了二、三个数量级。推广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推动了电子技术水平的提高。

两弹一星带动了中国许多行业的科研发展，特别是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在长征2号火箭研制过程中，航天部向有关部门辐射出4800多项科研、试制和生产项目，有关协作单位研制开发了395种新材料；在研制长征3号高能低温燃料大型运载火箭过程中，有关部门研制了217种新材料。我国开发的1100余种新材料中，约80%是因航天需求而诞生的。

两弹一星引导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向高层次转化。以上海产业结构变化为例:上海在50年代末期的主要产业是冶金、轻纺、手工业、食品等传统产业。60年代通过承担导弹研制任务，一批传统产品生产厂，如造纸厂、纺织厂、手工工厂被改造为超高强度合金钢、特种有色金属、半导体材料等新材料生产厂、电子元器件生产厂、精密加工厂以及仪器仪表厂。70年代为适应运载火箭的发展，又有300多家研究所、工厂、高校与航天技术产业建立了紧密的业务联系，更多的厂所转入了航天事业。在航天技术的带动下兴起的新兴产业为上海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变了上海手工业、纺织业等传统工业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以后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打下基础，并开始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

据不完全统计，航天部门用于研制运载火箭和各种卫星的投资有60%～70%转移到了其他工业部门和科研单位。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不仅给其他部门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推动了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