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失独老人的晚年独白:不要生拖很久的病
孩子当年的收藏成了父母的念想。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已经超百万个。专家推算,1975年到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会有超过1000万人或将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将有2000万名父亲和母亲,在中老年时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孤立无助的失独老人。
虽然我们很不忍心触碰失独老人的失独伤疤,但我们希望身在宁波的失独老人能得到更多的关爱。今年重阳节前夕,一对失去独子的宁波夫妻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失去孩子已有10多年,但他们心里的伤依然无法愈合。这次采访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毕竟那是又一次揭开血淋淋的伤疤。每一个问题都显得那么残酷,深圳新闻网,让人不敢开口,但这对夫妇说,如果有人会有所触动的话,愿意讲一讲。
他们下了很大决心说出了自己的故事,我们也想让更多人了解失独老人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生活和情感困境。
记者 樊卓婧 程鑫
1 她以为自己走出来了。可总有些时候,触景生情,眼泪决堤,所有的努力土崩瓦解,悲伤瞬间排山倒海
“你们回去的时候,留一个子女的电话,有事方便联系。”
胡梅萍坐在老年大学的课堂上,听到老师无意间说了这么一句话,原本笑容还挂在嘴角的她,鼻子就开始发酸,眼前的一切,书本,黑板,老师,慢慢模糊,放大……她低下头去,深吸一下,狠狠地抹掉眼角的泪花。
她没有子女的电话可以留,她的独子,13年前就已经不在人世。
13年了,为了排谴丧子之痛,她组织腰鼓队,参加社区活动,上老年大学,把生活排得满满的,她以为自己走出来了。
可总有些时候,触景生情,眼泪决堤,所有的努力土崩瓦解,悲伤瞬间排山倒海……
又一年重阳,对于像胡梅萍那样失去唯一孩子的失独父母来说,原本的团圆节更像一个凄凉的“劫”,尤其在他们渐渐老去的时候。
失去子女依靠和天伦之乐的晚年,会是什么样?
2 早知道他留不住,当初再苦、再难,也要把那个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哪怕也是个残疾,都好过现在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宁波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有的又因天灾人祸,未尝尽人生百味,便先于父母离世。
胡梅萍的儿子李显就是其中一个,她至今还保留着儿子30多年前的独生子女证,那是李显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份证明。泛黄的纸页上字迹已开始模糊,证件上的黑白照片已经褪色,留下斑驳的痕迹,但依然可以一眼看到,发证日期是1978年10月。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凭着这本小本子,李显才能喝上牛奶,而他的父母每个月可以拿到20多元的补贴。
“有没有钱都得领这个证,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刚刚开始,控制得很严格,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年就有个同事,因为偷偷生二胎被单位开除,好好的饭碗没了。”李显的爸爸老李说。
夫妇俩不是没有再生一个的机会,李显4岁那年,因为病毒感染患上腿疾,去上海做了手术,出院后有轻微残疾,符合二胎政策。他们也曾想过,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老李搜集了各项证明,到街道去办手续。街道工作人员做他的工作,说李显虽然腿不方便,但脑子挺聪明的,将来一定有出息,没必要再生一个。你是吃国家饭的,应该带头响应政策。
老李拿着材料回来,李显一瘸一拐地从屋里出来,给爸爸拿了条毛巾。看着摇摇晃晃的孩子,老李的决心动摇了。
一年后,李显6岁的时候,胡梅萍又怀孕了。夫妇俩商量后,最终还是决定拿掉这个孩子。
“一来是响应政策,那会儿只生一个,特别是有条件生两个的也只生一个,是很光荣的;二来也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李显,想把所有的爱都给他。”胡梅萍说。
“只生一个好”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那时候,李显开始上小学了,妈妈是做司机的,每天早出晚归,爸爸负责接送孩子。孩子腿脚不方便,上楼下楼都要背,他们觉得,把一个孩子照顾好,已经很好了。
就这样,他们拿掉了孩子,留下了独生子女证。李显从长子变成独子,后来又成为丧子。
“早知道他留不住,当初再苦、再难,也要把那个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哪怕也是个残疾,都好过现在。”胡梅萍说。老李劝她不要这样想:“这是一个死胡同,绕进去就走不出来。”
如今,凭着这本独生子女证和独子的死亡证明,夫妇俩每人每月可以领到100多元的补贴,加起来一年有3000多元。
“也算我们儿子给家里作的贡献………”老李轻轻地摸着那本比身份证略大一点的小红本子,良久抬起头来,呵呵一笑,人在面对荒诞的时候才会这么笑。
3 所有的喧闹、忙碌、紧张、困顿、烦恼,连同它们所换回的那种叫作天伦之乐的美好,一并消失了
李显的生命在他22岁那年划上了终止符。1999年10月,他旧疾复发,感染了脑部,医生一开始说没事,让回去休息;一个月后病情加重再次入院,连着开了三次病危通知书,支撑了半年,终于没有熬过去。
胡梅萍一度怀疑,是医生延误了治疗,但终究没有追究。
“人都没了,我觉得那样没意思。何况这个医生还是儿子朋友介绍的,我如果执意追究,担心孩子会说我,拿他换钱。”
过了十多年,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医生说不行了,他们决定把孩子带回家,让他在家里“走”。
临了,一直昏迷的孩子突然醒过来说,妈,我可能不能陪你了。
那一天刚好是2000年的清明节。
从那一天起,生活没有按下停止键,但好像按下了静音键。不带商量,不留余地,孩子走了。所有的喧闹、忙碌、紧张、困顿、烦恼,连同它们所换回的那种叫作天伦之乐的美好,一并消失了。
“有这么几年,我晚上根本睡不了觉。整夜都开着电视,我就是不能让脑子静下来,一静下来全是儿子。”胡梅萍说,特别是儿子刚去的那一年,只要她一闭上眼睛,迷迷糊糊间就觉得儿子回来了,站在她床前。她本能地想去用手抓住,但潜意识又在说,儿子已经不在了。在这种思念与惶恐中惊醒过来,全身都是汗。
她把家里的闹钟扔了,因为每一声“嘀嗒”都是一种煎熬,看到丈夫能睡着,就没来由地生气:“我说儿子都没了,你怎么还能睡得着?”
老李就做老婆的工作,说那个谁谁谁,儿子出国了,连过年也不回来,老子生病也不回来,一年到头电话也很少,不也跟没孩子一样嘛。你就当儿子也出国了,在外面工作没空回来,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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